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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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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冰糖
“三八”节前，政协委员张晓梅递交提案说，“三八妇女节”应该改成“三八女人节”，她说：
“‘妇女’一词某种程度上带有贬义，现代知识女性都自尊、自强、自立，已不是过去的家庭妇女。”
张晓梅委员表示，由于时代的变迁，词汇的发展演绎，人们对“妇女”两字产生了理解上的差异，基本上指年龄偏大、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
“当今社会女性，不仅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对自身生活品质与内心感受极其关注重视。如果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可‘妇女’这个称谓，那么妇女节就失去了它本身尊重、关爱妇女的真正内涵，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就建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节’，或者‘三八女性节’，让她更加符合现代众多女性的内心愿望。”
这则新闻报道得还很多，大概是因为比较八卦。可惜没有人提醒张晓梅，她的主张有歧视问题：当她想替“现代知识女性”与“年龄偏大、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划清界限时，却暴露了她对后者的歧视，当她想通过阶级甄别重塑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不但复制对“家庭妇女”的性别歧视，还又加上一重阶级的歧视。
不过张晓梅所说的一点是事实：一些自认为是“现代知识女性”的妇女（我就是要用妇女这个词），确实拒绝被称为或自称是“妇女”。怎么会这样？词语的遭遇背后，话语的历史，以及话语历史背后妇女的历史，很值得考察。
关于这个话题，网上可以读到一篇文章：《谁是“妇女”？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
简单地说，在其出现之初，“妇女”绝不是一个贬义词汇，而是相反：它是作为一个颇富革命性的词汇在近代启蒙思潮中出现的。文言中绝无“妇女”一词，当晚清革新家们开始关心妇女解放时，他们才发明了这个词。
不久之后，革命政党开始使用“妇女“这个词并迅速使它成为一个极富政治内涵的词汇，1920年李达翻译了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CCP使用“妇女”这个词将他们要解放的妇女与“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们划清界限。从那时到现在，“妇女”都是一个和CCP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词汇。
（所以，可见张晓梅实在昧于国情：CCP统治下，“妇女”绝不可能退出辞典。）
不止是CCP，国民党也热心于“妇女”，大革命时期，何香凝等主导的国民党妇女部热心推广“三八妇女节”，去台之后，国民党政府仍然长期采用“三八”这个只在列宁主义阵营才有的节日，直到政党轮替，“三八”节才在台湾被取消。现在，“妇女”在已经台湾很不流行，它作为一个正式用语出现在“妇女运动”、“妇女组织”、“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这样的名称里，但最广泛使用的却是“女人”，包括在妇女组织的活动中。这是“妇女”话语演变的另外一个支脉。
CCP很重视妇女和妇女工作，在理论上，它继承恩格斯所说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观点，把“妇女翻身得解放”作为自己对受压迫群体的革命承诺之一，从而争取自己在她们当中的支持；在实践中，它需要妇女作为重要的资源，包括她们自己的人力贡献，以及她们对家庭男性成员的影响和辅助，因此要通过妇女工作来组织和动员妇女。值得注意的是，和“女子/”男子、“女人/男人”、“女性/男性”不同，不存在和“妇女”对应的指代另外一个性别群体的称谓，这是一个比喻：作为革命话语的“妇女”，只将妇女作为一个从普遍群体中分割出来的特殊群体对待，却并不关心妇女与“非妇女”的差异和对比，尽管毛泽东也说“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但其实，他们并不关心性别平等。
革命话语中，“妇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她们很重要；另一方面，她们很落后。这两个方面之所以共存，原因在于男性主导的革命议程尽管需要妇女却并不打算和妇女分享权利，因此贬低她们是必须的。在革命议程里妇女是被动的，所谓“妇女解放”实际是“解放妇女”，所谓“妇女运动”其实是“运动妇女”。
1949年以前，CCP的主要活动领域在农村，虽然它声称工人阶级最革命，其实它主要是个农民党，被CPP运动起来支持它的也主要是农村妇女，“嫂子”和“大娘”们，城市资产阶级妇女则是斗争和改造的对象，这是“妇女”被和低阶层妇女联系起来的历史起源。1949年以后普遍建立妇女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其主要使命是为国家统治需要而对妇女进行群体性的管理，其范围只限没有被纳入单位管理的妇女。妇联和工会为势力范围划分而进行了长期斗争，最终由中央明确的势力范围是：妇联的工作对象是农村和城市无单位妇女，只在农村和城市街道建立分支而不进入企业。这个势力范围基本延续到现在，妇联的这种组织模式更强化了“妇女”等于农村妇女和城市家庭妇女的印象。
随着政权的稳固，不再像争取政权时代那样依赖妇女的人力无偿贡献，作为要牢固管理对象，妇女的价值可以被更公开地贬低，“妇女素质低”的观念更加主流，为发掘妇女人力资源而实行的妇女教育和提高妇女家庭地位的活动却逐渐式微。在意识形态中，“妇女”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证明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成就，于是“三八”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以一日歌舞生平赞美国家妇女事业成就的节日。
尽管国家总是在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上妇女却被抛弃了。这是注定的：恩格斯当年就以为性别压迫不过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性别压迫就会自然消亡。妇女解放的现实结果是妇女得到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更多机会，但却是以去性别化为代价的，而且解放仅限于公领域，妇女的家庭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CCP自己造自己的反的时候，妇女参政水平有了异常的、短暂的提高，在重整秩序之后那些僭权的妇女很快就都被清理出局。
虽然“妇女”的被负面化是历史注定，但在近30年，这负面化又呈现出新的路径，即伴随“女人”、“女性”的复活和光大，“妇女”背负着意识形态的话语债务而迅速沦落。
对“女人”这个词的复活，真正做功的并不是写《女人啊女人》的戴厚英，而是满脑子男权思想的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塑造男性觉醒者的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以思想解放为幌子的男性所渴望的“女人”：性成年的、肉体化的。“女人”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男性用语，暗示对女人的欲望和鄙视。虽然后来女人也开始用这个词，但它始终是口语的和略粗鄙的。
和“女人”一样，“女性”也含有对过去年代去性别化的反动意味，表示对女人再性别化的要求。不过“女性”被认为是尊称，肯定她们的知识、教养和社会地位，这些指标成为新时代新的阶级划分标准，虽然只是掩盖了真正的阶级区别：经济。
而“妇女”这个词，尽管已经拥有了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主义妇女观为经纬的国家妇女话语的内涵，但却和其他极权意识形态的术语一样，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它的活动区域只剩下两个：无人理睬的政治宣传；农村和中老年无业妇女。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妇女”的道德狭隘，因此它不得不排除将其在道德上无法解决的妇女排除在外，当谈论“妇女权益”的时候，很清楚，这里的“妇女”不包括性工作者和第三者、二奶。同时，公有制逐渐萎缩，妇女人力资源不再是国家贡献，国家也放弃给予妇女福利，妇女和国家越来越不相干。总之，当妇女的真实生活既不再为国家统辖和庇护，又大大溢出国家妇女话语的道德框架时，“妇女”就成了一个过时而失效的词汇。
关于妇女的话语被改写成了另外一种面目：商业化的，身体化的，时尚杂志的，流行歌曲影视的，女人味的，在其中，“三八”是“妇女”在妇女话语中仅存的一个孤岛。
但是另外一种对“妇女”的使用仍然存在，这就是女权主义者或民间妇女运动的的“妇女”。所以，当有人想寻找反对“三八”节的女权主义者时，我只能说他太不了解女权主义。“妇女”这个词表示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左派的历史继承，表示对普遍的性别不平等下妇女共同命运的指认，表示对超越阶级和地域的妇女团结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的“妇女”是严肃的革命性的词。
但是：或许从没有一个年代像今天这样，令“中国妇女”这个词显得如此可疑，就像西部贫困农村和北京CBD的巨大差异一样，中国妇女群体内部也充满异质，甚至彼此冲突——全职太太和她的保姆，妻子和第三者，章子怡和张钰，傲慢的女主管和求职无门的女大学生，她们无法属于同一个故事。哪些妇女，她们怎样的状况和诉求？以及再加上：各个阶级的男人又怎样？这样的问题让“妇女”的使用不得不总是充满自我警惕。但这些自我警惕终究不过会带来对“妇女”内涵辨析中的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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